| 政府决策优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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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29 10:14 文章来源：安仁县商务局 |
| 文章类型：转载 内容分类：新闻 |
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了明确界定，即力争在2020年内使我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它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协同化和多元化。那么，当小康社会的经济结构日趋复杂、民主政治发展态势逐渐强劲、管理更加多样化之时，原有的政府决策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方式与方法的滞后性就凸现出来。若不及时加以调整，必会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对政府决策优化的理论探讨已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决策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质就是要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决策观念、决策机制、决策模式和决策程序进行相关联的最优组合，既达到。决策的最大效益，又尽可能地减少决策费用，降低决策成本，即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出现的问题寻找解决的最佳路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政府决策优化，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最终要在政府的落实中得以实现，决策优化又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工作效率，最终关系到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则为政府决策优化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指明了方向。
一、我国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不利因素
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别是计划经济曾长期占主体地位，现在又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政府的决策观念和决策机制，在这样的氛围里很难有新的突破。直至今天，政府决策优化尽管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局部性地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总的来说，仍然处在从经验决策向优化决策的转变之中，传统决策弊端在现代社会里表现非常明显。
(一)消极决策观念根植于心。
政府决策本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是决策主体针对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为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灵活及时地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过程。我国已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现代决策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由于科层官僚体制的约束，决策权往往来自上级的有限授予或分配。决策权分配的有限性、滞后性与客观环境的多变性、快速性不断产生脱节，导致了所授权力与所需权力的经常不一致，造成权力的失效或浪费。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决策观念的陈腐，许多有决策权的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一旦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请示上级领导，很少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快速有效地妥善处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决策与己无干，关键在于上级领导。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建议”决策、看“脸色”决策、听“话音”决策等等，就是这种消极决策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遗风。
(二)“个体”决策变相生存，民主集中程度不够。
在民主集中制体制下，正确的个体决策应该是由集体讨论形成一个一致意见后，由责任领导人最终“拍板”形成决策。对这种形式的理性个体决策本无可厚非，但由于体制和人性本身的不足，这种决策方式已经逐渐蜕变成某一个行为个体在整个决策的过程中居于绝对地位，其言论即为最后决策的现状。在长期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一言堂”就是“个体”决策的典型代表。不过由于其弊端明显，纯粹的“个体”决策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随之而来的变相“个体”决策，又充斥于现代社会的决策过程之中，即在一项重大决策之前，主要责任人既不做周密思考，也不从多方面征求意见，做到集思广益、民主集中，相反，往往根据自己一时的直觉甚至私利形成一个想法，然后在决策正式制定之前召开一个所谓的“决策联席”会议，并且在会议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建议”和盘托出，与会人员一般屈从于上级领导的“威慑力”，只能就上级的建议作一点发挥或象征性的修改，最后形成一个所谓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形式”的“个体”决策，这在现代决策过程中并不少见。
(三)辅助机制虚有其形。
辅助机制的设立完全符合现代政府决策所面临的多样化、多元化的行政环境，它对形成合理科学的决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着手为政府部门筹建一系列的决策辅助机构，比较典型的有决策咨询委员会，政策研究机构，省、市长特别咨询委员会等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隶属国务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取得了农村发展现状的第一手资料，为国务院优化决策推动我国农村各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绝大部分的辅助机构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解散，有的甚至演变成为小团体谋利益的利益团体。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部分领导擅权自大、惟我独尊，不愿屈身取听取辅助机构的意见，对其重视不够，也缺少投入；其二，辅助机构是无权组织，其工作成绩是向决策者输出有用信息，如果信息的输出、输入渠道受挫，无疑会因“信道不畅”致使辅助机构的应有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四)决策依然偏重经验，理性、前瞻性匮乏。
当前，国政府的决策处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的交替时期，决策依然偏重经验，选模式”、“套框框”就是经验决策的典型方式。决策者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不是理性地思考以探究本质原因，相反，往往是将现实的问题往现成的经验中硬套。当然，既有经验的参考价值是不可忽视的，但毕竟世异时移，过去的经验来必正好适应今天的形势。如果不顾客观变化而一味地套经验，势必导致视野的狭窄，无法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和前瞻性。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我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决策都乐于参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决策经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事实上，后来所出现的一系列决策问题就证明了经验决策的危害性。
(五）决策机制不合理，经济性、人本性不足。
决策者与执行者合而为一，这是传统决策过程中的显著特点。这样的决策机制使决策者往往纯粹“为方便执行决策而决策”，它的突出特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少考虑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盲目而恶劣地破坏自然。在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决策问题上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如国家急需木材，便疯狂砍伐森林；急需钢铁，便全民炼铁；急需煤炭，便一窝蜂地开采煤矿等等，尽管这样做也能解燃眉之急，但造成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水土流失、沙尘暴频繁、气温骤升骤降等等，都是被人类破坏的自然反过来给人类的报应，政府决策的经济性、人本性考虑是欠周到的。这也给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设置了非常大的障碍。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政府决策优化的目标设定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是一系列指标的协同发展，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与政府的决策密不可分。因此，决策优化的目标设定直接关系到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效益。
(一)政府决策优化，创新决策体制。
可以说，体制是政府决策优化的前提，传统的决策体制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无益于政府做出优化决策，现代社会中，政府决策优化极力要求创新决策体制。其一，从政治体制上看，政府、政党角色需准确界定，政府从事的只能是宏观调控、制定产业政策、规范市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成为真正的“掌舵人”。这就要求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切实鼓励第三部门发展，合理释放政府权力。另外，党对政府的领导并不意味着以党代政。恰恰相反，党主要应从战略的高度为政府决策优化树立旗帜、指明方向。长期以来，二者在内涵外延上交互不清，是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其二，从经济体制上来看，现阶段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制中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因此，政府决策优化应该明确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从而要求决策主体中决策者来源的代表性。其三，从文化体制上讲，文化是酝酿精神动力的孵化器。政府决策优化，如果不发生在一个先进文化的氛围里，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无助于决策优化体制的形成。
(二)政府决策优化，减少决策风险。
决策风险形成于决策前期工作的不到位。如，不能对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做周密细致的思考分析，不能透过表象深掘实质，或者由于疏忽了某一细节而导致整体决策不完善。决策风险的避免，一要靠科学的决策机制；二要靠决策者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以及社会责任感；三要靠政府外界对决策主体的有力监督。显然，决策优化能从理论上保证每次决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效降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风险成本。
(三)政府决策优化，降低决策成本。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降低行政成本提出了严格要求。毫无疑问，节省决策费用、减少决策成本是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传统决策中的种种弊端，已经意味着政府决策费用不可能节俭。特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了决策回路的漫长与繁杂。从决策制定到发布需要很多环节和大量中介人员，由于吃财政饭的人过多，导致行政成本过高。相反，政府决策优化能使决策者快速做出科学决策，并能极大地缩短决策发布与反馈的时间，这样有助于提高时。效性和经济性，真正达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益的目的。
(四)政府决策优化，扩大决策参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系统中，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公民的决策参与权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决策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言路、听民声、晓民意，努力做到决策的针对性。这一途径的最好实现方式，又在于扩大参与决策者的范围，多为他们增加利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好处有二：其一，决策者掌握的信息量大，可以避免由于信息不周全而导致决策的不完善性。其二，确保公民的决策权，既赢得了民心，又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保证人民民主权力的目标。
(五)政府决策优化，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过程中，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传统的决策方式，由于多偏向于急功近利，无视生态自然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自然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洪水泛滥，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是人类长期破坏自然所带来的恶果。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弥补人类与自然界已存在的鸿沟，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为政府科学合理决策提出了要求。政府决策优化要求摆脱决策中的盲目性并代之以理性，彻底根除饮鸩止渴的决策方式。通过信息的大量收集与反馈、广泛论证与研究，最终形成一个既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能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性决策。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政府决策优化的方式
(一)信息化+调研式。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以及软件技术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有了一个共同的信息交互式平台，经济条件允许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里获得等量信息。信息流量的宏大性与传播的广泛性，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方便，也为普通公民参与决策增加了途径。因此，我国加快构建电子政府，推广和完善电子政务，实现政务公开，释放更多更有用的行政信息是决策优化的基本前提。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毕竟是通过人机对话来实现的。这也为互联网上信息的失真增加了可能性，使政府不能过分依赖网络信息。因此，传统的调研式决策在这里便是一个必要的补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是决策优化的根基。在信息化时代里，信息化决策与调研式决策有机结合是决策优化的保证，关键是决策者合理把握二者之间的轻重，使二者互通有无，相得益彰。
(二)专家式+领导式。
现代社会里，由于行政环境的多变性，专家和领导相结合的决策方式显得更加重要。领导应该是综合素质比较过硬的统一体。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层次越高，实用技能越匮乏。作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正好是领导所缺素质的有益补充。一般而言，专家们在自己的相关领域里堪称权威，对本领域里的一些异常情况，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并提出相应对策，对这一对策的采纳本身就会促进政府决策的优化。
(三)听证式+集中式。
听众式决策是政府在经济领域里用得较多的一种决策方式。如，春运开始之前铁路部门的价格听证，新产品开发前的消费者意向听证等等，都为政府或企业科学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上，对纯粹的行政决策而言，这种听证式决策同样起作用。一方面，它有利于公民与决策者之间直接沟通互动，提高公民的决策意识；另一方面，有利于决策者掌握第一现场的资料，从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但是，听证式决策的一个弊端，在于决策参与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相异以及利益的多元性，这决定了决策建议的多样性。决策的集中性，要求决策者把决策受益的最广泛性作为最终决策的立足点。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始终是决策优化的重要原则。“听证式+集中式”决策恰为这一原则的体现。
(四)责任性+监督性。
当赋予决策者权力时，同时也给予了责任，权力和责任在理论上是不可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却往往独立存在，责任与权力的脱节曾给我国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重庆市綦江县“虹桥惨案”、近年来接二连三的小煤窑事故等等，都是权责相脱离而造成的重大损失。这种决策失误的实质，就在于决策者的“自利性”。不少领导有“拍板”决策的嗜好，即使拍板失败了，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发展征途中的一点点学费，何况出发点是好的。持这种决策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所以，对决策者的各项决策，特别是关系到二定范围内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必须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决策监督机制，监督决策的全过程。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强化决策者的责任意识，有效地遏制为捞取政治资本而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的决策观念。第二，有利于及时纠正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以及因客观条件变化造成的“前决策”的不妥。应该说，决策监督机制在我国还很不完善，相当部分监督机构由于缺乏强制执行权而形同虚设。因此，我国尽快出台《决策监督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政府决策的优化机制，在决策的优化上做文章。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彻底根除头脑中的消极决策观念，逐步树立积极、科学的决策理念，并结合我国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合理设定决策优化目标。力求采取既有益于提高政府决策效益，又切实符合生产力发展实际，同时也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决策优化方式，确保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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